中国资源型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辨识与对策研究

我国资源型企业国际化经营存在风险辨识、国际化路径和国际化阶段“三维”理论框架.从风险辨识角度来看,需要分析国际化风险体系的构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国际化风险的防范体系.在不同的国际化经营阶段,需选择合适的对策与手段,从而推动我国资源型企业的跨国经营与发展.     

基于管理学视角的国企高管腐败治理研究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经济转轨时期,部分国企高管腐败问题凸显,成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严峻挑战。导致国企高管腐败的诱发因素是多方面的,重点可以从放权改革与内部人控制、政企关系与高管任命制、公司治理结构及内外部监督制衡机制、高管个人的主观认知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理解。解决国企高管腐败问题,应从理顺产权关系依法监管、健全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内外部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积极推进预防和惩治国企高管腐败体系建设,推动制度建设与道德教育的有效融合,发挥立体防御的功能,达到既能抑制高管的腐败动机又能消除腐败的机会,力争从源头上遏制国企高管腐败。     

世界钢铁产业整合的历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世界钢铁产业的发展过程就是钢铁产业整合的过程。到目前为止,已经历四次大规模产业整合。世界钢铁产业整合的主要动因大致可以归纳为：追求规模经济,降低经营成本;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增强市场控制能力;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抵御外部并购。世界钢铁产业整合的历程对我国钢铁产业发展有较大的启示。     

流动人口的自营性收入不平等与工资性收入不平等

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子样本数据以及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了各可观测因素对自营者和受雇者收入分布的解释能力存在何种差异,及其在2005-2012年间所发生的变化.考虑到就业方式选择的内生性问题,文章首先采用转换回归模型对自营者和受雇者的收入方程进行了估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根据基于回归分析的分解分析方法,利用Shapley分解过程对自营者收入的Gini系数和受雇者收入的Gini系数分别进行了分解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流动人口而言,收入分配过程中的制度性障碍正在减少.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就业性别平等——现状、挑战与应对方略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妇女发展水平全方位提升,经济活动参与权达到历史新高度。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职业性别隔离程度也不断加剧,阻碍女性晋升的“玻璃天花板”现象比比皆是,性别薪酬差距持续拉大,传统性别角色观依然在许多领域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下中国就业领域的性别平等依然任重道远,而数字化进程并未使上述问题得以自行缓解。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性别平等具有“双刃剑”作用,在数字化直接创造出大量适合女性就业创业岗位的同时,数字经济部门本身的职业性别隔离现象却日益严峻,两性之间的数字技能鸿沟不断深化,技术替代人力凸显了女性就业脆弱性,组织结构扁平化加固了“玻璃天花板”,而且性别歧视甚至内隐于数字技术之中,成为一种自带歧视意味的数字秩序。总体而言,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无论是行业间的横向性别隔离程度,还是行业内的纵向性别隔离程度,都呈现加剧趋势。在发展过程中涌现的新问题,仍须依靠“发展”本身来解决。从长远来看,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向女性赋权方面,数字变革拥有无限潜能。未来仍须加快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平等保护政策体系,完善促进就业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营造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生态,大力发展性别平等化的数字教育,...     

CEO变革型领导行为、组织认同与组织惯例更新:集体主义倾向的调节效应

数字化时代,组织惯例更新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获取竞争优势的基础,也是组织惯例理论和管理实践关注的焦点。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本文以中高层管理者为研究对象,探讨CEO变革型领导行为影响组织惯例更新的机制和情境。通过统计软件SPSS和AMOS对203份高管团队及中层管理者匹配的数据分析发现：CEO变革型领导行为对中层管理者组织认同和组织惯例更新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中层管理者组织认同在CEO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组织惯例更新的关系间起到中介作用。中层管理者集体主义倾向不仅调节了组织认同与组织惯例更新之间的关系,还进一步调节了组织认同在CEO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组织惯例更新之间关系中的中介效用,即中层管理者集体主义倾向越低,CEO变革型领导行为通过组织认同对组织惯例更新的间接影响作用越强。研究结论有利于深入探讨CEO变革型领导行为影响组织惯例更新的中介机制和情境,并有效指导企业的组织惯例更新实践。     

信息化、成本优势与小企业的规模有效性

近年来,相对于小型企业来说,大中型企业在市场份额和单位数比重方面持续下滑的趋势相当明显。根据施蒂格勒的“适存论”,相对于“大中型”来说,“小型”似乎成了当前市场上更有效的规模形态。这一现象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逻辑？通过构建中国制造业2003--2009年间的面板数据模型,实证验证信息化对于提升“小型”这种规模形态之有效性的正面影响,以及生产成本和协调成本在信息化与企业规模有效性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期为本土制造业更加有效地利用信息化机遇构建核心竞争优势、实现新的产业发展提供决策借鉴。